古埃及与古中国：人类文明画卷中的两抹绮色

中(zhōng)国日报5月29日电（记者 赵旭）古埃及与古中国，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璀璨夺目的四大文明古国(wénmínggǔguó)里两大极具代表性的文明，宛如两颗并峙的巨星(jùxīng)，照亮了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天空。 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《金字塔之巅：古埃及文明》自去年7月(yuè)开幕以来，参观人数已超过200万，创下了全球单一票务文物展览(zhǎnlǎn)(zhǎnlǎn)的最高观展纪录(jìlù)。其中近七成观众来自上海以外，多数专程前来一睹展览风采。 上海博物馆 ”金字塔之巅：古埃及(gǔāijí)文明大展” 现场（高尔强(gāoěrqiáng) 摄） “这不仅仅是出于好奇，而是一种渴望——渴望了解一个与我们同样古老、同样辉煌的(de)(de)文明。”策展人之一薛江如是说。“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明，埃及与中国常被(bèi)并提——无论是艺术的深邃与成熟，还是它们所体现(tǐxiàn)的精神内核与价值理念。” 古埃及艺术所达到的高度(gāodù)，深深触动(chùdòng)了中国观众。古埃及艺术充盈着象征性，承载(chéngzài)着宗教信仰(zōngjiàoxìnyǎng)与哲思追求，中国古代艺术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商周青铜器，铸工精妙，纹饰繁复却不失灵性，体现出礼制体系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统一。 东周青铜重器物秦公(qíngōng)镈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“两个文明皆诞生于(yú)大河之畔——尼罗河，以及黄河与(yǔ)长江。正是这些大河孕育了各自的农耕文明，塑造了各自的文化，激发了人与自然之间深刻而持久(chíjiǔ)的联结。”薛江说。 孕育了古埃及(gǔāijí)文明的尼罗河 尼罗河(níluóhé)每年在夏季发生规律性的(de)泛滥，主要源于其上(shàng)游地区，尤其是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强降雨。这些雨水汇入尼罗河的支流——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，携带大量泥沙顺流而下。当洪水涌入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平原(píngyuán)时，河水漫过河岸，淹没大片土地。随着洪水逐渐退去，泥沙随水流沉积在河谷两岸，形成一层厚厚的黑色淤泥。这种淤泥被称为“黑土”，富含(fùhán)矿物质、有机质和氮、磷等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，使土地极其肥沃。正是这种“黑土”使得尼罗河流域成为世界(shìjiè)上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之一，也因此(yīncǐ)，古埃及人将自己的国家(guójiā)称为“凯末特”（Kemet），意为“黑土地”，与“红土地”（Deshret，指(zhǐ)周围贫瘠的沙漠）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一自然现象不仅(bùjǐn)支撑了古埃及文明(wénmíng)的农业经济，也深深影响(yǐngxiǎng)了其文化、宗教和对自然的认知。 相较之下，黄河(huánghé)性情多变，自古被称为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，即容易(róngyì)淤积、容易决口、容易改道。黄河流域土质疏松，尤其是在中游黄土高原地区，水土流失严重(yánzhòng)，泥沙含量极高。每次洪水过后，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，使黄河河道不断抬高，形成“地上悬河”。因此，黄河泛滥(fànlàn)极为频繁，历史上重大水患超过1500次，甚至(shènzhì)多次改道入海，对沿岸百姓(bǎixìng)造成巨大灾难。 面对这一“九曲黄河万里沙”的自然挑战，中国古人并非一味征服、强控，而是发展出(chū)一套“因势利导(yīnshìlìdǎo)、疏导为主”的治水智慧。从大禹“导水归海”开始，中国就形成了“疏而不堵(dǔ)”“通而不塞”的治河理念，讲究顺应自然、水随地势。西汉时期的贾让提出“深沟高堤”与“分洪减灾”策略，北宋水利家潘季驯则(zé)强调“束水(shùshuǐ)攻沙(gōngshā)”，主张用堤防约束水流以(yǐ)增加冲刷力，减少淤积，体现出技术与自然的精妙结合。 黄河治理(zhìlǐ)也催生出庞大的社会动员系统，如都江堰与引黄灌溉体系，不仅服务农业，还反映出古代中国(zhōngguó)“天人合一”“政通水利”的世界观。这种治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(rényǔzìrán)的和谐共处，既体现了“民为邦本”的政治哲学(zhéxué)，也体现出在(zài)面对自然灾害时，中国人长期积累的韧性与智慧。 因此，尽管黄河(huánghé)与尼罗河在水文特性上迥异，但它们都塑造了(le)两大古文明共同的信念：人应敬畏自然(zìrán)、顺应自然，通过理解其节律与循环，实现可持续生存与社会秩序的延续。 “两个文明都强调对立统一——光明(guāngmíng)与黑暗、秩序与混沌、天与地之间的平衡。”薛江指出。在(zài)中(zhōng)国，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先秦儒家经典《易经》中。 “对立统一(duìlìtǒngyī)”是《易经(yìjīng)》的核心哲学之一，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阴与(yǔ)阳的互动关系。《易经》认为，世界万物皆由(yóu)“阴阳”这两个相反而又(yòu)互补的基本力量构成。阴与阳既相对立，又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，这种动态的、流动的统一构成了宇宙运行与生命演化的根本法则。 《易经》强调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“阳极则阴生，阴极(yīnjí)则阳生”，即任何事物发展(fāzhǎn)到极致，都会向其对立面(duìlìmiàn)转化。这体现出“物极必反”的哲理，这与西方强调“对抗性”的二元对立是很不同的、 在(zài)古埃及，对立统一的理念则融于神话(shénhuà)(shénhuà)之中。象征生命、再生、农业与(yǔ)秩序的奥西里斯（Osiris）死后成为冥界之神，而象征沙漠(shāmò)、暴力、混乱和毁灭的赛特（Seth）是奥西里斯的兄弟和对手(duìshǒu)。神话中，赛特杀死奥西里斯，使世界陷入混乱。但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（Horus）与赛特斗争并最终(zuìzhōng)胜利，恢复了秩序。这一冲突-恢复的过程体现了自然的周期：死亡-重生、干旱-丰收的循环逻辑，与阴阳的转化非常相似。 值得注意的是：荷鲁斯虽然最终战胜了赛特(sàitè)，并成为埃及合法(héfǎ)的统治者。但在大多数(dàduōshù)神话版本中，荷鲁斯并没有杀死赛特：赛特被制服，要么被流放，要么被迫在太阳神拉的太阳船上服役，每晚帮助对抗混沌(hùndùn)之蛇阿佩普（Apep）。这(zhè)代表着玛亚特（Ma’at，秩序）的恢复，并非通过毁灭混乱，而是通过压制与平衡来维持宇宙秩序。 讲到混沌之蛇(zhīshé)阿佩普（Apep），它是阳神拉（Ra）的(de)宿敌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拉便驾驭太阳船穿越冥界，而阿佩普则伺机吞噬他头顶的太阳圆盘，使世界陷入永夜。尽管拉每次都能将(jiāng)其击退，阿佩普却从未被彻底消灭。这场每夜上演(shàngyǎn)的对抗，象征着古埃及人对宇宙秩序(zhìxù)与混沌之间永恒斗争的理解——平衡并非静止，而是在持续的动态中(zhōng)维持。这一神话，凝聚着古埃及文明深邃的哲学智慧。 古埃及神话中，名为阿佩普的巨大蛇怪(shéguài)是太阳神(tàiyángshén)拉（坐船上头顶代表太阳的圆盘者）的死对头（开罗埃及博物馆） 恰逢2025年(nián)为中国传统农历的“蛇年”，这一生肖在(zài)古埃及文化中也拥有深远的象征意义。 在图坦(tútǎn)卡蒙的黄金面具上(shàng)，昂首的眼镜蛇代表着(zhe)下埃及的守护神瓦杰特（Wadjet）。约公元前3100年，在纳尔迈（Narmer）统一上下埃及之后，瓦杰特的眼镜蛇图案与象征上埃及的女神奈赫贝特（Nekhbet）的秃鹫并列于法老王冠(wángguān)之上，象征国家统一与神圣(shénshèng)守护。 图坦卡蒙金面具，上饰有眼镜蛇和(hé)秃鹫(tūjiù) 开罗埃及博物馆 （法新社 Amir Makar 摄） 与之齐名的(de)还有(háiyǒu)列涅努忒（Renenutet），一位主管食物与收获的女神，同时也是粮仓的守护者。在古埃及(gǔāijí)艺术中(zhōng)，她通常被描绘为(wèi)一条眼镜蛇，或是一位头戴眼镜蛇饰的女性神祇。由于蛇贴地而行，古埃及人将其视为与大地母性密不可分的象征——既代表繁衍生息，也与冥界相连。在王室陵墓中，蛇的形象(xíngxiàng)常见于壁画与雕刻之中，象征守护法老灵魂前往来世的旅途。 “两个文明都极为重视统一、精神信仰与死后的世界。” 薛江指出，“古埃及人相信来世的辉煌(huīhuáng)永恒——墓葬是灵魂的宫殿；木乃伊、护身符与《亡灵书(shū)》则共同(gòngtóng)守护亡者在冥界的平安通行。” 上海博物馆“金字塔(jīnzìtǎ)之巅”现场展示的木乃伊棺椁 （高尔强 摄） 古代中国人(rén)内心深处同样怀有(huáiyǒu)对永恒不灭的强烈渴望(kěwàng)，这份执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文化与信仰之中。在长江下游地区，良渚文化（约公元前(gōngyuánqián)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）的遗存生动展现了这一渴望的物质体现。考古学家在良渚墓葬中发现了大量(dàliàng)精美绝伦的玉器，如玉琮、玉璧和玉钺等，这些器物(qìwù)被视为具有防腐保身、助力灵魂通往永恒的神秘力量。 到了西汉时期，雕工(diāogōng)细腻、气韵非凡的玉龙和玉马(yùmǎ)同样作为陪葬品出现，承担起引魂升天的神圣职责。 汉代墓葬(mùzàng)出土的玉龙（南京博物院） 一些学者(xuézhě)认为，龙(lóng)——中国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图腾——可能起源于蛇、鳄鱼，或两者兼具，因为鳄鱼曾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。 在古埃及文明中，动物不仅是自然界的(de)成员，更被视为神圣的存在。许多(xǔduō)动物被赋予了宗教意义(yìyì)，成为神明的象征、化身甚至载体。这一信仰深深植根于古埃及人对自然的观察和宇宙秩序的理解之中。 古埃及的许多神明都拥有(yōngyǒu)动物头部或直接以动物形象出现，这(zhè)不仅是艺术表现形式，更反映了他们认为动物拥有神圣力量或象征(xiàngzhēng)特质。比如象征天空、王权、太阳和远见的荷鲁斯（Horus）是鹰头人身；象征死亡、木乃伊和防腐术的阿努比斯(bǐsī)（Anubis）是豺狼头；象征家庭、守护(shǒuhù)以及温柔与激烈并存的巴斯特（Bastet）是猫头或全猫形象; 象征智慧、书写、月亮的图特（Thoth）是朱鹮头（或狒狒）。母(mǔ)狒狒则同时也常常象征母性，而(ér)尼罗河谷的河马因其凶猛被认为能够抵御邪恶(xiéè)，甚至被奉为女神。 这种人神合一的表现反映(fǎnyìng)了古埃及人认为动物代表了自然力量的不同维度，而神明正是(zhèngshì)这些力量的集中体现。 同时，古埃及的动物崇拜(chóngbài)：不仅是象征，更是(gèngshì)信仰(xìnyǎng)实践。 在巴斯特女神信仰盛行的城市布巴斯提斯（Bubastis），猫被视为(shìwèi)神圣之物，伤害猫是重罪。很多家庭会饲养猫以求神灵庇佑。在孟斐斯地区，活着的圣牛(shèngniú)被视为冥界神冥王皮塔的化身，一生受到王侯级待遇，死后举行隆重的葬礼。古埃及人对自然万物(wànwù)怀有深刻的敬畏和观察力，他们相信每种动物都具有某种超越人类的能力或本质：比如鹰能直视太阳（荷鲁斯的天眼(tiānyǎn)）；猫在夜间行动敏捷（连接黑夜与神秘的象征）；朱鹮行为规律（图特的智慧与计算力(jìsuànlì)）等等。 圣甲虫在古埃及(gǔāijí)文化中象征(xiàngzhēng)永生，这主要源于其独特的生活习性及古埃及人的宇宙观。圣甲虫，尤其是蜣螂科，滚动粪球并将其埋入地下作为幼虫的食物，这一行为象征“从废物中诞生新生”，寓意生命(shēngmìng)的循环与(yǔ)重生。古埃及人将圣甲虫视为太阳神拉（Ra）的化身(huàshēn)，认为它滚动的粪球如同太阳在天空运行，象征光明(guāngmíng)战胜黑暗，生命永续。正因如此，圣甲虫形状的护身符广泛用于(yòngyú)墓葬，作为保护亡灵顺利转世的神圣符号。 古埃及艺术的优雅与写实在动物形象的描绘中达到巅峰——艺术在此处最直接地(dì)拥抱着生命。象牙(xiàngyá)制的马鞭柄呈现出奔跑中的马形；化妆盒仿照野鸭的造型；狮形石质滴水嘴(zuǐ)既是装饰，也是建筑的守护神。 神庙壁画中动物(dòngwù)形象随处可见，狮身人面像就是(jiùshì)人兽合体思想的集中体现(jízhōngtǐxiàn)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选择饲养的动物往往带有宗教含义，甚至可能供奉在家中小型神龛中。而在丧葬文化中，许多动物会被制成木乃伊，与人类一同葬入墓中，以陪伴死者进入(jìnrù)来世。 古埃及的动物形象——尼罗河(níluóhé)和河马和作为容器的水鸟 古埃及(gǔāijí)玻璃圣甲虫（陈中秋 供图） 古埃及社会以法老为权力核心，由祭司、文士与工匠(gōngjiàng)构成上层结构，农民与奴隶则处于社会底层。然而(ránér)，在这套严密的(de)等级体系中，女性并非完全被排除(páichú)于权力之外。哈特谢普苏特（Hatshepsut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例证——她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以“国王”身份正式登基的女性法老，自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58年间独立执政。她修建了雄伟的代尔·巴哈(bāhā)里神庙，大力发展贸易(màoyì)，重启通往非洲邦国“蓬特(péngtè)”的远洋贸易航线，并维持国内稳定(wěndìng)，被后世誉为最成功的女性统治者之一。 哈特谢普苏(xièpǔsū)特像（图源：Getty Images） 在中国古代，与哈特谢普苏特相对应(yīng)的女性(nǚxìng)人物或可视为商朝晚期的妇好。她生活于公元前13世纪，是商王武丁的王后。甲骨文记载显示，妇好曾多次率军出征，屡建战功，是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将领之一。她还(hái)主持重要的宗教祭祀，掌管国家礼仪，并(bìng)在国家政务中发挥关键作用(guānjiànzuòyòng)。她的墓葬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被发现，随葬品极为丰富，其中包括大量玉器，显示她在生前地位(dìwèi)之崇高。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殷墟妇好墓(mù)出土商代玉人 “这些开创性的女性让我们得以窥见(kuījiàn)两大文明的风采——既有惊人的共通之处，也展现出引人入胜的差异。”薛江(xuējiāng)说道。 今天，中埃考古学家的(de)持续合作，正不断深化两国的文化纽带。自2018年起，中埃联合考古队持续在埃及南部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群中，对孟图神庙展开发掘(fājué)。2023年，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牵头组建了(le)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，对开罗以南萨卡拉地区猫神巴斯泰特神庙遗址出土的约1000具木棺及相关文物进行整理(zhěnglǐ)、数字化扫描、影像(yǐngxiàng)采集与深入研究(yánjiū)(shēnrùyánjiū)，并借助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(jìshù)开展长期追踪研究与保护，最终将以阿拉伯文、中文、英文三种文字向(xiàng)全球发布研究成果。上海外国语大学埃及历史与艺术研究专家薛江博士，担任该项目中方负责人。 中埃联合考古(kǎogǔ)现场，右为薛江 此外，两国还联合(liánhé)提名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罗达岛(luódádǎo)尼罗米特遗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。白鹤梁位于重庆奉节，是一块巨大的(de)水下花岗岩石(huāgǎngyánshí)梁，以密布其上的水文题刻闻名，记录了自(zì)唐代以来的水位(shuǐwèi)、洪涝与干旱信息，被誉为“中国古代水文年表”。而尼罗米特则坐落于开罗市中心(shìzhōngxīn)罗达岛南端，是古埃及及中世纪用于监测尼罗河水位的重要设施，曾直接关系(guānxì)到农业税赋与灌溉计划。这两处水文遗址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埃文明对水资源管理的高度智慧，也为全球理解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宝贵线索。 如今，一份古埃及—赫梯和平(hépíng)条约的复制品常年(nián)陈列于纽约联合国总部。这份条约大约(dàyuē)缔结于公元前1259年，被称为《卡迭石条约》，由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签署，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存国际(guójì)和平协议。 《卡迭石(kǎdiéshí)条约》——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存国际和平协议（薛江(xuējiāng) 供图） “联合国展出的(de)这份复制品，是外交智慧与人类对和平不懈追求的象征。古埃及与中国都高度珍视(zhēnshì)和平。”薛江说。 “古埃及和中国给予我们的永恒启示是：文明(wénmíng)不仅由(yóu)石头与青铜铸就，更由远见卓识构筑(gòuzhù)。”他补充道，“两大文明都以独特方式探索(tànsuǒ)生与死、权力与正义、自然与神性的关系，映照出人类最早的精神追求。正如滋养它们的河流(héliú)依旧奔腾，它们孕育的思想也将持续流传，生生不息。” 上博埃及展展览现场（高尔强 摄(shè)）